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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编制年轻村医的生存现状与挑战

,2023年末,在村卫生室工作的执业(助理)医师和持乡村医生证的人员为110.8万人,同比去年减少了3.3万人。从最近5年数据来看,村医数量整体呈下降趋势。待遇低、保障差、风险高、任务重,是村医群体逐渐缩减的主要原因。

钟丽萍对抗现实职业困境的故事,也是无数年轻村医的故事。早上7点,山间晨雾缭绕,露水蒸腾,钟丽萍已开始在卫生室里来回穿梭。问诊、开药、扎针、针灸、拔火罐、收费……为了不耽误干活,村民大都选择在清晨来看病。一个上午的时间,她在几十平方米的卫生室里能走近万步。岩因村有8个村寨,2000多个村民,多为拉祜族、哈尼族和傣族,村子里大部分年轻人都外出求学、务工,留在家中的几乎都是老人和儿童。交通不便,加上不怎么会说汉语,生病的村民都十分依赖精通多个民族语言的钟丽萍。

钟丽萍对卫生室有着特别的情感。小时候,父母忙着干活无暇照看她,她便跟着姨妈张惠仙在卫生室里长大。张惠仙是村里第一个村医,很长时间里也是唯一的村医。据说就连岩因村卫生室成立的资格也是钟布霞用酒“讨好”各方申请得来的。后来钟丽萍的父母又出钱买了木材搭建起一个简易狭小的木板房,这便算是村里的第一个卫生室。

钟丽萍逐渐明白,受限于现有医学条件和能力,许多慢性病几乎无法治愈,乡村医生存在价值绝不仅仅是“看病打针”,更多的是给予村民一种无可替代的“安全感”。钟丽萍对卫生室有着特别的情感。小时候,父母忙着干活无暇照看她,她便跟着姨妈张惠仙在卫生室里长大。

2022年,“00后”乡村医生定向委培生张娜妥的到来,让钟丽萍减轻了不少压力。两人分工坐诊,外出随访,她们一人看病,一人记录,速度提升了不少。然而,当问起能在村卫生室待多久,张娜妥沉默了一阵,抬头望着钟丽萍,眼神躲闪地说:“不知道。”跟她同一批进入各村卫生室工作的同学已经毁约了一大半,离开了乡村。

乡村医生承担着农村基本医疗、慢性病防控、公共卫生服务等职能,是农民健康的“守门人”,也是农村医疗的网底。然而,长期以来,村医都是游离于医疗体制之外、“半农半医”的农业医疗从业人员。尴尬的身份让不少村医面临较大生活和养老压力,也让村医职业吸引力不断下降。

钟丽萍理解那些离开的同行。在她看来,村医都是“自带干粮干革命”。虽然承担着医疗卫生公共服务的责任,身份却有点像自负盈亏、风险自担的“个体经营户”。卫生室所有东西都得自掏腰包,轮椅、担架、白纸、电脑、床垫、窗帘、太阳能、档案夹都是,连卫生室的大门都是姨妈张惠仙还在的时候自己装的。大部分药品也都需要村医先垫资。一旦药品过期,就跟做生意货物“砸”手里一样。

钟丽萍得到过很多帮助,她把这些帮助都记在本子上,也为每位爱心人士寄去等值的土特产。最近有位爱心人士留意到钟丽萍视频里的小女孩,愿意每个月资助她200元,委托钟丽萍送到女孩手上。钟丽萍用视频记录了爱心传递的过程,让资助者放心,同时她也逐渐意识到自己的能力和责任可以更大。

钟丽萍愿意做一辈子村医,但她也难掩对未来的担心。如果退休,她可能跟姨妈一样,只有微薄的养老金。生活最终还得要回归现实。钟丽萍也关注到,不少地方公告要求:“纳入事业编制的大学生乡村医生在村卫生室服务时间不低于6年,须在签订聘用合同之日起3年内考取执业(助理)医师资格。”综合各地多项政策来看,获得执业(助理)医师资格证是大学生村医保留编制的必要条件,也很可能是未来村医落实编制、打通职称上升渠道的敲门砖。

钟丽萍觉得,外地人很难长期留下来做村医。身为本地人的她都需要时间适应工作。如果换作外地人,语言不通、生活习惯、观念不同,他们可能难以获得村民的信任,加上工作繁杂,收入微薄,钟丽萍很难想象外来的年轻人如何克服这些问题。她认为,本地人更有可能扎下去。

未来,钟丽萍想做的事还有很多。她想继续学中医,琢磨考执业(助理)医师证的法子。她想做电商,贴补家用的同时也帮更多村民增加收入。她想记录生活,向来过的视频博主取经。让更多人关注村医群体,关心村民生活,这是她朴实的心愿和动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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